译者的话：《信仰的种种陷阱》有个正标题：《索尔·胡安娜·伊涅斯·德·拉·克鲁斯》，意思是说本书介绍的是墨西哥十七世纪的著名女作家、“第十个缪斯”索尔·胡安娜的传记。这位女作家于1648年出生在西班牙王室统治的殖民地——新西班牙副王总督辖区（墨西哥），早熟、聪慧、美貌，十四岁入总督府担任侍从女官。十六岁进修道院当修女。因从事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不断受到教会的压力。诗作很多，当时广为流，后收入到诗集《卡斯塔利达的洪流》，其中的《初梦》为代表作。散文方面，早有影响的文章是《答菲洛特亚·德·拉·克鲁斯》，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同时对天主教的经院哲学提出批判，要求女子有读书的权利。此外还有不少剧作。她的作品有着强烈反对蒙昧主义和呼唤人文主义的思想。1695年，在救助瘟疫患者时染病而死。墨西哥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用了10年的时间创作了这部长达626页的文学人物传记，于1981年5月完成。这里介绍给读者的是这本书的《序言》。
大约在1930年，当我刚刚开始写作时，索尔·胡安娜·伊涅斯·德·拉·克鲁斯的诗歌早已经不是一种历史遗物，而是变成了鲜活的文字了。在墨西哥，点燃了重新认识这位女诗人伟大功绩之火的是诗人阿玛多·内尔沃。他的专著《胡安娜·德·阿斯瓦赫》（1910）（索尔·胡安娜的原名——译注）是献给“我国、我们民族全体妇女的”。至今，人们还很喜欢阅读这本小书。从1910年到1930年，大量专门研究的论文纷纷问世了：应该发掘和确认这些鲜活的文字啊！继曼努埃尔·杜赛因特的几篇文章之后，笔耕不辍的埃尔米罗·阿布雷乌·戈麦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把索尔·胡安娜的《初梦》、《雅典娜女神的信》以及《答菲洛特亚·德·拉·克鲁斯修安》首次结集出版公布于众。“当代派”的诗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索尔·胡安娜的诗作，从中获益匪浅；其中尤其是霍尔赫·圭斯塔和哈维尔·维亚乌鲁迪亚，后者出版了《十四行诗》和《挽歌集》。在30年代，我通过聪颖和热情的圭斯塔，第一次看到了索尔·胡安娜的诗歌。她的那些十四行诗把我给抓住了。直到1950年，我在巴黎又重新阅读起索尔·胡安娜的作品来。那一年，《南方》杂志打算纪念索尔·胡安娜诞辰300周年，主编何塞·比扬科来信要我写一篇文章。我答应照办，便去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写了一篇小文章。现在这本大书便起源于那篇年代久远的小文。
我这本书不是第一部、肯定也不是最后一部关于索尔·胡安娜的著作。研究索尔·胡安娜生平和创作的书目绵延300年之久，伸展到多种语言文字，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日本是不是也有学者研究这个题目。最近加入到这个研究行列的是些女性。她们研究的热情已经弥补了迟到的遗憾。她们当中有：多洛迪·斯壮、阿妮塔·阿洛约、埃乌尼塞·乔依内、克拉拉·坎波阿摩、埃丽萨白·瓦亚赛、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路易萨·卢依西、佛里达·舒尔兹等人。最近又有两位女士加入了这个行列：萨瓦特·里威尔斯和玛卡丽塔·洛贝斯·波尔迪约。我们应该感谢后者，是她完成了这样一项工程：抢救和修复了索尔·胡安娜住地的圣赫罗尼摩修道院。
索尔·胡安娜之谜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她生活中有许多谜；她作品中有许多谜。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当然是有联系的，但是这个联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生活不能完全说明作品；作品也不能完全解释生活。二者之间有个空白，有一道裂缝。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作者的生活里并不存在；这个并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文艺创作或者发明。诗人，作家，就是要缘木求鱼。在研究索尔·胡安娜问题的学者中，有两位说明了试图通过生平解释作品这一方法的局限性。第一位是耶稣会教士迪耶戈·卡耶哈，第一个为索尔·胡安娜写传记的人。卡耶哈认为，索尔·胡安娜的一生是逐渐走向圣化的过程；当他察觉索尔·胡安娜的信仰生活与她真正的创作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时，这位教士就极力压缩或者回避这些矛盾。于是，作品变成了对这位修女生活的说明，也就是说，作品成为一种教育性的解说。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是德国教授路德维希·普范特尔。他受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发现在索尔·胡安娜身上有她父亲形象的沉淀，从而导致她的自恋：她是个神经机能病患者，占据心头的是强大的男性倾向。在卡耶哈教士看来，索尔·胡安娜的作品仅仅是她自己精神生活的隐喻；而普范特尔教授则认为，作品只是她掩盖自己神经机能病的面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索尔·胡安娜的作品都不再是文学作品了：这两位评论家从她作品中读到的是她生活的错位。卡耶哈看成是圣化的生活；普范特尔看成是神经机能病造成的冲突。作品变成了对生活图解的符号；而实际上的作品本反而消失不见了。
在别人眼里，作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现实。我觉得他们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作品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不能缩小为作者生活的特征。从索尔·胡安娜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某些独特的东西是合情合理的，这些特性如果有心理原因，那么它们也是她那个时代风格的变种。这些变种和特性的总合使她的作品成为某种唯一、不可重复和自给自足的东西。但是，尽管我们觉得这是唯一的——尽管的确是唯一的，可显而易见的是：索尔·胡安娜的诗歌是与一些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是同代人的作品，有的是来自历史的作品，从《圣经》、教会神甫的作品到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有《孤独》等诗作——译注）和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代表作为《人生如梦》——译注）的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一种传统，因此它们在作家眼里如同应该模仿的榜样或者应该与之竞争的对手一样。我们一旦研究索尔·胡安娜的作品，就会立刻与其它作品联系起来，而这些作品又是与她所处时代的思想和艺术氛围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与一切构成所谓“时代精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精神以及比精神更强有力的东西：社会风尚。于是，在生活和创作之间，我们发现了第三个领域：社会，历史。索尔·胡安娜是个个性极强的人，她的作品有着不可否认的特性；与此同时，她做为女人、女诗人、女知识分子和修女，是附着在这样一个社会身上的：十七世纪末新西班牙副王总督辖区（墨西哥）。
作品和历史的关系也是不简单的。前面我曾经断言：作品绝对不会孤立地出现的，它总是与其它过去和现在的作品有关，因为它们是作家的榜样和对手。现在我要补充一句：还有另一层关系，也有相当的决定意义：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关于读者对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影响，大家谈得很多了。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禁止和许可的体制在运转：控制可行和不可行的范围。还有另外一个范围，通常比较宽大，也分成两个方面：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禁止和许可的范围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差异，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变化。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明文规定和不言而喻的。不言而喻的禁令是最有力量的；这样的禁令就是“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而不得开口”，就是自动服从，就是不动脑盘地照办。现在每个社会里的那套镇压机器就是安放在这个禁令系统上的，根本不问我们的良知是否赞成。
在当今世界，许可和不言而喻的禁止系统通过广大读者对作家们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读者的作家是一种最恶劣检查制度的牺牲品，这个制度的名字就叫：读者对你冷淡。诗歌不属于现代类；它骨子里的本质是敌视或者漠视现代化社会的主张，即：对进步和对未来的过高估计。不错，有些诗人是真诚而热情地相信进步思想的，但是他们作品中实际说出的话却是大相径庭的。诗歌，无论表现什么内容，总是要触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和道德。我们这个社会相信历史——报纸、广播、电视；即此时——而诗歌，由于性格的决定，是不合时宜的。
在另外一些社会里，高居于普通读者这个无名团体之上的，还有一群享有特权的读者，即：大主教、宗教法庭法官。这些可怕的读者曾经对索尔·胡安娜及其追随者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答菲洛特亚·德·拉·克鲁斯修女》一信中，她给我们留下了一句心里话：我不愿意跟宗教法庭争吵。”这些可怕的读者是索尔·胡安娜作品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一部分。她的作品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但是为了理解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沉默的包围圈里说的话：属于不可说的话。不可说的范围是由这些可怕的读者无影相随的存在而决定的。如果你阅读索尔·胡安娜的作品，那就必须对抗这个沉默的包围圈。笼罩在索尔·胡安娜话语头上的沉默气氛，并不缺乏内涵；恰恰相反，那些不可说的话触及的不仅是教会的正统思想，而且有主教和教士们的思想、利益和七情六欲。索尔·胡安娜的话语面对一项禁令而立；这道禁令支撑着一种正统思想，这个思想具体表现在这个由主教和法官们构成的官僚阶级身上。如果要理解索尔·胡安娜的作品，那就必须包括对她作品的那道禁令。她的话把我们领入不可言说的范围，而这个会涉及正统思想，正统思想涉及法庭，于是法庭做出判决。这个关于作者及其读者、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关系的扼要描述，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点：作者时时与这个发布禁令的制度共处，这些禁令虽然沉默，但是具有强制性，它们在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构成“可说的”法规。尽管如此，作家们几乎总是在触犯这个法规，说出那不可说的话。说出那些他们应该、也只有他们才能说出的话。那另外的声音——被打入地狱者的声音，人民真正的声音——通过作家的声音讲出来。索尔·胡安娜也不在例外。刚好相反：她同代的人们很快从她的声音里觉察到那另外一个声音的闯入。这就是她生命结束前受苦的原因。因为这样的违法行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受到严惩；还有：在某些社会里——例如十七世纪的新西班牙副王总督辖区（墨西哥）——作家本人变成检察官盟友、甚至帮凶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二十世纪，在历史倒退的情况下，作家和思想家纷纷指责自己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索尔·胡安娜最后几年的处境与当代这些人的情况之间有着相似性，于是就让我选择了本书的副标题：《信仰的种种陷阱》，同时也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标题。说实话，这个标题不能用于索尔·胡安娜的整个一生，也不能给她作品的性质下定义：她为人和为文中最美好的东西避开了那些信仰陷阱的诱惑。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暗示了一个她那个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共同的毛病。值得强调一下，因此我就保留了这个副标题，为的是警醒世人和吸取教训。
作品借助读者得以存活；一、两百年之后，又有其他读者运用其他阅读方法和阐释体系来看作品了。那些可怕的读者会从地球上消失，代替他们的会有一代又一代新人，会产生一种又一种不同的理解。通过读者的种种阐释，作品得以长存。实际上，这些阐释就是复活作品的方剂；如果没有读者的阐释，也就不会有作品的存在。作品超越自己的历史就是为着进入到另外的历史中去。我想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要弄懂索尔·胡安娜的作品，就必须包括理解她的生平和她所处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是一次“恢复原貌”的尝试；本人试图恢复索尔·胡安娜所处的世界——十七世纪的新西班牙副王总督辖区（墨西哥）——她的生活与创作。与此同时，索尔·胡安娜的生平和作品则为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读者恢复了十七世纪新西班牙副王总督辖区（墨西哥）社会的面貌。这个恢复的含义就是：让索尔·胡安娜回到她所在的世界，让我们进入她的世界。本文就是这样的恢复：历史、相对、局部的恢复。一个二十世纪的墨西哥人要阅读十七世纪新西班牙副王总督辖区里一位修女的作品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1981年6月于墨西哥城
